不过，立法与司法分立本身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系统吸纳外部环境复杂性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在这种分立之下，教义学又成为弥补立法漏洞，增强司法规制社会诸领域能力的系统内部再次区分。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监察委员会的创设，加之监察全面覆盖理念与目标的明确，审判机关是否需要接受监察机关的监督？或者监察机关对审判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是否有一定的界限？对此，本文以为，监察机关监督审判机关的法理基础并不存在，但审判机关公职人员所为的与审判职权无涉的行为，却仍属监察之范围。*如此一来，为体现法官、检察官角色的独立性特征，监察机关在对其进行监督时，自然须有一定的限度和范围。
如上所述，实现监察全面覆盖的改革目标虽有相当的必要性，但在实现此目标的过程中，既有的《检察院组织法》、《行政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无疑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同时，监察机关亦须尊重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并恪守审判独立的宪法原则。*然而，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甚至纯粹的个人行为亦会对职务行为产生影响。有鉴于此，将监察机关之监察对象限于人员仍然不够，尚需在监察权可涉及的对象与范围上作进一步的限制，即监察范围以权力机关职权之核心领域为限，以及履行代表职责之民意代表不得为监察的对象。换言之，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虽然无权干涉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检察机关和中国共产党则除外。其一，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辅助人员应属于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
行政、审判、检察、军事等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在此过程中，主权性质的国家权力便作了最初的分配：由主权衍生出了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权力。*此外，在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宪法司法审查的国家，司法部门在实施宪法审查过程中采取消极主义价值立场，尽可能对与之处于同等宪法地位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通过立法或行政行为就相关事务所作出的判断保持适度的尊重，本质上也是维护和保障权力分立之宪政政制构架之需要。经济刑法作为刑法教义学研究子集从整体教义学理论中分出便是例证。
[36]这不仅影响经济领域的自我演进，而且也纵容了政治权力的膨胀，使政治权力滥用与腐化成为系统过度增殖的负面后果。通过社会宪治与系统间结构耦合概念对法定犯惩罚范围进行确认是扩展刑法合宪性控制的突破口。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可能并不会与社会诸领域产生稳定的结构耦合，但是国家政治组织及其决策则可能直接对社会领域的构成及其限制性规范的内容在实质上产生作用。易言之，基本权利不再仅仅是市民社会中个体抵抗政治权力的武器，而成为个人进入社会系统沟通的保障。
参见杜建荣：自创生视域中的法律与社会——卢曼法律自创生理论研究，《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2辑，第14-15页。而在法定犯中，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与实定宪法基本权利保护有关的刑法介入尺度。
[35]参见蔡道通：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限制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83页。在本文看来，托依布纳想要说明的是，在那些参与人员高度集中，并且具有较为严苛的准入制度的社会领域中，宪法化并非系统健康生长的必备要素。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无限膨胀，特别是电商平台纵容的以虚假账号吸引投资行为，已经对正常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破坏。与其将兜底条款定位为刑法对社会领域运作逻辑的直接调整，不如将刑法看成对经济理性及其自我限制失灵后的一种补充。
当然，对基于传统形成的民众惩罚观念，也需要进行情境化的理解，例如杀人偿命规范也仅针对特定的情形。刑法只可对违反社会宪治原则的危害行为发动刑罚权，而不应当对违反系统自我运作组织规则的行为直接予以规制。反思刑法处罚边界与划定法益解释范围需将政治与其他社会领域等量齐观，而不是仅仅突出宪法对政治的限权性功能。同样，我们不能忘记作为现代社会子系统，法律可能具有消极乃至毁灭性的后果。
首先，尽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介入规制，但它本身就制造了引发冲突的各种情境。我国刑法所谓口袋罪在文本明确性上的缺失显然不只是立法技术的问题。
社会系统对个人信息的需求体现了其急速扩张乃至走向自我毁灭的趋势。原因在于这一分类依然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传统社会二元结构，而不能完全对应现代社会，比如兼具公共与私人领域性质的网络系统结构。
宪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构成性(constitution)的社会制度。[10]有关社会宪治研究，See Roger Cotterrell,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concept of law，Ratio Juris, Vol 21, No.1(2008), pp.1-18. [11]同注[6]，第23页。在刑法学研究内部，经济自治与经济行为危害判断相对于传统侵财案件的特殊性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系统符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纲要连接，每一次系统运作建立在前一次运作的基础上。[40] 在现有研究者看来，兜底性条款，特别是涉及经济活动行政许可的刑法规范适用在多数情况下，需要结合其他社会系统的运作逻辑来进行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律的运作封闭受到影响，从而也就降低了卢曼系统论的说服力。不过我们也应当注重这种研究范式切入法学研究的方式及其限度。
[19]同注[8]，第124-125页。[41]我们认为，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弊端开始显现，而国家政策对民间资本向金融业渗透的鼓励，对在普惠金融旗帜下进行的各种金融创新试错的宽容，使得缺乏有效金融监管下的各类民间融资活动的风险逐渐凸显，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在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中，罪刑法定作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两种系统不同运作逻辑的同时展开。
社会宪治是功能分化条件下实定宪法的重要补充，也是罪刑法定实质内容在政治一法律关系之外的判断标准。宪法上述功能的产生在于其具有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社会子系统，但是又可以成为各社会子系统结构的特性。
[5] See 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translated by John Bednarz and Dirk Baec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288. [6][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时刻来临？——触底反弹的逻辑》，宾凯译，《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第44页。[德]洛塔尔·库伦：论刑法与宪法的关系，蔡桂生译，《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第157-167页。首先，基于个体尊严衍生的法益观并不明确，宪法原则的抽象表述无法直接对个案解释发挥指导效果。[46]通过对系统间社会宪治的刑法识别，作为结构耦合的基本权利构建最终回馈保障个体自由的刑法任务。
不过，立法与司法分立本身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系统吸纳外部环境复杂性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在这种分立之下，教义学又成为弥补立法漏洞，增强司法规制社会诸领域能力的系统内部再次区分。在制度设计上，刑事司法与宪法实施的功能也不一致。
过度质疑和否定法定犯的扩张，反而不利于个人自由的实现。注释: [1]尤以近来张翔教授与劳东燕教授发表的有关刑法教义学与宪法理论关系问题的论著为代表。
[20]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4页。See Philip Selznick,Sociology and Natural law，Nat. LF, Vol 6, No.1(1961), p.107.这里的法理秩序与系统理论下的社会宪法秩序在思路上类似。
在这种系统运作模式中，系统的符码与纲要(code and program)成为关键。这与强调我国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具有密切联系。刑法无法代替金融监管机构对经济支付活动活动展开的直接监管(自我限制)，刑法无法直接规制经济系统的风险。虽然社会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想象，但正是由于社会理论思考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思考现代社会演化根基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规范(法律、道德、伦理[47]等)问题具有启发。
但是，由于新兴社会领域的演化时间不长，刑法对社会构建意义上新兴基本权利的识别必须格外谨慎。在社会宪治模式下构建刑法合宪性控制，需要借助系统理论的重要阐述。
宪法是抑制系统自我膨胀的外部机制。面对金融危机，传统宪制下的刑法体系在事前防范与事后追责中都尽显尴尬。
例如在经济领域，刑法应坚守限缩解释，尊重经济系统的自我反思机制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机构原则。
